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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反规训到再规训:重新审视跨国迷群的连接行为

发布时间: 2021-07-06?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摘要 面对国家间的政治文化冲突、官方与草根文化的碰撞、版权与盗猎之间的争端,跨国迷群在与粉都客体建立连接关系时,逐渐从“反规训网络”向“再规训网络”迁移。就群内成员的互动与展演来看,跨国迷群克服语言和文化的障碍,使用技术手段盗取文本和内容,并产生新的“跨文化融合”空间。就迷群与官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来看,市场一方面通过版权和法律,将跨国迷群重新置于规训网络之中;另一方面,跨国迷群的免费劳动在无形中被资本剥削和利用,而这种剥削本质却在虚无的情感满足中不断被合理化。

  粉丝研究起源于受众理论。从福柯的规训网络到德赛都的“反规训网络”,迷群通过抵抗规训的实践,以分散的、策略性的以及权宜性的创造力,重新占领了由社会文化生产部门所布置的空间(陶东风,2009)。而迷群中的特殊群体——跨国迷群,由于物理距离、语言文化和资本市场等方面的限制,他们不得不在本国与他国关系、官方与草根文化、版权与盗猎争端的夹缝中攫取新的生产空间。一方面,这种身份的边缘化将跨国迷群置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如何同步获取信息和文本、如何实现身份合法化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另一方面,跨国迷群不仅利用技术手段主动搜寻信息和文本,还能在“盗猎”中逐步进行适应、协商、本土化建构和意义再生产等过程。正如亨利·詹金斯(2017)所提出的,粉丝文化的本地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反向适应异国文化的文本生产,跨国迷群在信息获取、群内传播与自我建构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互动生态。

  在《跨文化虚拟共同体:连接、信任与认同》(肖珺,2016)一书中,作者认为,跨文化虚拟共同体最重要的意义是连接人,他们在互动中建构彼此并形成信任,逐步实现共同目标、身份认同和归属感,最终形成认同后的和谐相处。基于跨国迷群与粉都客体连接过程的特殊性,本文拟从“连接”角度出发,通过文献梳理和论证尝试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本文试图论证以下观点:跨国迷群与粉都客体的连接过程存在着非常规的“反规训”互动:种种跨文化要素使跨国迷群一方面在盗猎与创造中进行着抵抗实践,另一方面,难以合法化的跨国身份使其不得不遵守官方规约,跨国迷群在抵抗与妥协的过程中被迫向“再规训”网络迁移。

  “迷”由英文单词fan直译而来,指的是某人物或事物的狂热爱好者和追随者。马特·希尔斯(Matt Hills, 2009)认为,“迷”是某人专注且着迷于特定的明星、名流、电影、电视节目、流行乐团。约翰·费克斯(2008)指出,媒介迷与普通受众最大的差别在于,迷作为“过度的读者”(excessive reader),其在物质和情感层面均呈现出过度投入和深度沉浸的特征。科奈尔·桑德沃斯(Cornel Sandvoss)从文本的消费角度出发,认为迷“固定地、有规律地、情绪性地投入一个流行故事或文本”。[ 转引自雷蔚真. 网络迷群与跨国传播:基于字幕组现象的研究[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2.]

  迷群是对媒介明星、偶像及其相关文本主动投入、参与,形成以其同兴趣为基础的趣缘群体,是社会群体的一部分(雷蔚线)。互联网时代的到来直接推动了全球媒介资源的流通与运转,使同一时间下不同空间中、同一空间下不同时间内的交流、互动、展演成为可能,这就为粉丝同步获取他国明星的信息提供了技术和渠道。目前学界通常使用“跨国迷群”(transnational fandom)或“跨文化迷群”(transcultural fandom)来界定这类群体。

  早在2008年7月,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就举办了名为“日本跨国粉都和女性消费者”(Japanese Transnational Fandoms and Female Consumers)的研讨会,专门探讨日本BL漫画近十年来在亚太地区的影响(杨玲,2009)。雷蔚线)在其著作《网络迷群与跨国传播:基于字幕组现象的研究》中指出,跨国迷群是网络迷群中的特殊群体,字幕组现象即网络迷群和跨国传播的结合产物。Andrea Wood(2013)在探讨日本等国家的耽美粉丝与动漫产业和社会文化价值观的矛盾时,也使用“跨国迷群”(transnational fandom)来指代跨国获取漫画和动漫等文本形式的耽美爱好者。Niamh Thornton(2010)对跨国迷群的定义则建立在“跨国明星”(transnational star)的基础上,她认为“跨国迷群”是与“跨国明星”存在地域区隔的相对概念。

  鉴于“跨国迷群”(transnational fandom)在使用上的普遍性,香香港最快开奖现场直播!本文将继续沿用这一概念,以描述与粉都客体之间存在地域和文化隔离,并通过互联网等技术跨国获取相关信息和文本的异国粉丝群体。

  郑熙青(2016)提出,媒体作品的跨文化流动,主要有三个障碍:一是政治的国界障碍,二是文化障碍,三是语言障碍。而“语言”和“文化”被公认是最能抵消外来电视节目影响的两项因素(邓惟佳,2010)。作为语言和文化的桥梁,迷群在不同国家之间的想象空间中运作,通过语言转译和本地化改造,共同弥补文本的意义间隙。在这个过程中,跨国迷群必然会将他们对异国文化的了解、“国家资本”(national capital)和迷群自身的跨文化身份认同融合在民族身份的表达上(Hills, 2016),当这种融合能接洽跨文化差异时,迷群的本地化过程将产生新的融合文化类型;当文化间的意义冲突难以弥补时,以种族为基础的政治文化矛盾也对跨国迷群的交流与互动产生重要影响。

  语言是信息和文本跨境流动的第一个关卡。澳门三合开奖app当官方翻译的数量和速度无法满足粉丝的需求时,具有语言能力的粉丝个体自发形成字幕组,生成翻译文本并在特定群体内传播,与版权版本、商业盗版版本共同构成字幕组市场格局(Kelly, 2005)。Nornes认为,主流翻译旨在通过使用本地化习语以减少文化差异,来吸引大众市场;相比之下,在对待难以翻译的材料时,动漫粉丝字幕组通常以加注释的方式尽量保留日本文化语感。[ 转引自Hills M. Transnational cult and/as neoliberalism: the liminal economies of anime fansubbers[J]. 2016, 8(1):1-15.]而雷蔚线)则认为,字幕组通过运用大众熟知的事物或事件以及本国独有语言形式进行翻译,以达到对外国文化元素进一步解释的目的。也就是说,粉丝对文本的解读、诠释和创造是在地化的,其消费实践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在地因素(如社会、文化、制度、历史等)的影响和制约,即他们是在既定的情境框架之下去解释、创造内容(文卫华,2017),通过文化对话、沟通、冲突与融合,实现自身文化的完整和自治。作为粉丝接触跨国文本的方式,字幕组不仅仅是一种跨文化渠道,他们还参与文本的审美化(Hills, 2016),进一步扩大文本的参与和再创造。他们对原文本进行挪用、补充和改造,将自我的喜好和个性投注其中,生产出新的文本,并以此在网络迷群中进行自我表达和展演(文卫华,2017)。跨文化双方的文化规范和语言习惯,都将成为粉丝编码与使用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胡嘉琦,2018)。而这种非正式的重新本地化往往阻碍而不是加强了“全球”粉丝文化的繁荣发展(Shresthova, 2011)。

  然而,跨国迷群的被动性在于,在统一的文化规范面前,粉丝自身的文化经验通常选择妥协和让步。Lori Morimoto认为,当文化规范与文化经验冲突时,“规范”经常(但并非总是)在权力上优先于与之相反的、更具体的“经验”。具体来说,文化主体或是以文化规范压制冲突,或是直接从冲突的接触区抽离,或是使文化规范合理化,或是讨论和重新思考文化规范。[ 见Henry Jenkins. The State of Fandom Studies: Lori Morimoto and Sanghita Shresthova (Part 2)[EB/OL]. 2018[2018-7-20]. 出于深度崇拜所产生的等级差距,跨国迷群的文化互动不得不在既定的框架下展演,不对称的政治和文化关系往往造成权力的倾斜,使粉丝自身的文化经验屈从于主体的文化规范。

  由于不同国家文化产品流通渠道的限制,跨国迷群在获取信息和文本时,必须以技术作为资源的连接手段,以平台作为展演和沟通的机制,有时甚至需要通过某种非常规的方式,拓展跨国迷群连接和互动的跨文化空间。

  跨国迷群的文本传播主要依赖于网络的工具性技术支持,在线粉丝俱乐部、视频下载网站、盗版VCD市场、数字文件转换服务和私人VCD刻录——所有这些都为跨国产品的数字化发行和消费开辟了连接网络(Kelly, 2005)。由于P2P技术具有低成本、高效率、资源存储和共享等特点,其强大的网络联通性便于受众和受众之间更直接、更灵活的信息沟通(柯焱,2014);盗版VCD行业仍然在提供中文字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它们以数字文件的形式重新开辟了在线传播的路径(Kelly, 2005)。在线粉丝采用多种方式将未经授权的视听产品转变为多样化的技术消费产品,通过粉丝自制和非商业共享为跨国网络创造了空间,创造以“信息流”为中心的“亚文化即时性”(subcultural immediacy),并利用互联网作为支持他们获取和提供信息访问的环境(Kelly, 2005)。他们试图通过竞争流通和连接渠道,打破时空限制和官方分配模式,以掌握新的文化空间和技术空间。

  全球化的空间扩张和对同步性和流动性的掌控,不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权,同时也成为受众/消费者自我赋权的途径(Kelly, 2005)。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技术与“更为私人、更为个人化的文化方式,去中心的休闲化趋向”相连,使得个人可以无处不在地接触和控制媒介,选择文化参与的方式(David, 1996)。于是,媒介技术不仅是跨国迷群接收活动的条件,而且构成了他们关于生活方式观念的内涵(陈霖等,2017)。Patrick Williams(2016)等人研究发现,社交媒体资源为新加坡的K-Pop粉丝提供了参与文化交流的途径,促进了K-Pop文化中意义的跨国传播,社交平台的资源共享性已经深度融入了粉丝的日常生活。Niamh Thornton(2010)认为,作为构建明星形象新的来源,YouTube通过提供自我表演和宣传的平台,为粉丝开辟了创造明星及相关文本的跨国对话与互动空间。

  按照常规、合法的途径,跨国授权、翻译和发行音像作品的过程往往繁琐而缓慢,远远不能满足跨国迷群的需求。为了尽可能缩短获取文本的时间差,粉丝通常采用非常规途径和技术手段,“盗取”国外内容并在粉丝群体内传播。

  事实上,在宽带互联网普及之前,类似的外国媒介产品已经通过非法的渠道向中国内地流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盗版VCD的方式。中野良子指出,由于地方的需求、数字技术的发展和对日本流行文化的高度熟悉,中国人主动以这种非法形式引进日本流行文化产品,而日本人并没有参与其中。[ 转引自Nakano Y. Who initiates a global flow? Japanese popular culture in Asia[J].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2, 1(2):229-253.]通过互联网的广泛互联,在线粉丝实际上成为了发布盗版VCD信息的最佳推动者(Kelly, 2005)。电子时代将国际文化交流扩展到了极大的范围,为了寻找本国不能合法购买的外国媒体内容,粉丝与盗版资本主义网络产生越来越紧密的联系,人们开始(或者加速)利用非正式的法律之外的网络从世界各地获取媒体材料(詹金斯,2017),并经过语言转译之后在共同体内部进行二次传播。

  Condry(2010)指出,字幕组实际上是迎合市场原则的盗版行为,这也是字幕组群体生存的核心矛盾。陷在制作字幕的商业利益以及各种政府限制的夹缝之中,粉丝通过控制下游发行渠道(如在获得许可后删除字幕种子文件的链接)等方式,尽量避免知识产权上的争端(Wood, 2013)。这种“亡羊补牢”式的规避方式往往是无力的。一方面,由于数字原住民强大的资源挖掘能力以及流媒体视频网站的兴起,使得字幕组持续监测并控制内容变得非常困难。另一方面,网络的匿名性为在线粉丝提供了充分的隐蔽空间,在无国界的网络环境中大量使用虚拟身份本身就削弱了法律的监管效力(Kelly, 2005)。詹金斯(2012)提出,走出这一泥沼的最佳法律手段是修订有关合理使用的法律条款,保护合法的草根占用行为、非营利性质评论文章的传播以及评论大众媒体内容的故事写生。

  多数情况下,跨国迷群的身份被悬置在获得性满足与非法性“盗猎”的尴尬境地。作为反主流的知识社区,字幕组通过与行业分离试图实现自身的合法化(Lee, 2011)。希尔斯(2016)指出,由于礼品经济(gift economy)是以义务和互惠为基础的非盈利社会系统,作为一种“文本生产力”,粉丝行为通常以“礼品经济”的话语赋予自身合法化地位。这就以迷群的名义将跨国文化产品转化为在市场力量之外运作、甚至与资本主义交换价值体系相对立的内容消费品,即创造可在社区内共享的社交产品。

  有学者认为,公众为草根创造性拓展机会和公司保护其知识产权的利益最终并不矛盾。[ 转引自亨利?詹金斯.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 商务印书馆, 2012.]Condry(2013)指出,跨国粉丝与资本主义经济学和文化贸易密不可分,粉丝和行业在一种持续的辩证法中相互作用,粉丝为动漫的跨国意义流动和商业叙事贡献了重要的“协作创造力”。Leonard(2005)认为,粉丝在拓展进口文化市场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粉丝的存在指明了特定国家背景下可推广的类型,并教育整个公众如何欣赏那些原本不在他们兴趣范围之内的作品。对于文化产品的原生市场来说,将粉丝的免费劳动收编到资本的运作体系,以实现文化产品的跨国传播,也是无成本推广的最佳途径。正如詹金斯(2012)所指出的,日本动画之所以能够取得世界范围的成功,部分是因为日本媒体公司对各种草根活动的容忍。这也是跨国迷群的非常规行为能够游移于法律边界的另一重要原因。

  英国学者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 2000)以“免费劳动”(free labor)描述互联网产消者无偿生产数字内容的行为,认为用户的免费劳动是数字经济的价值来源,是劳动者接受极少或没有金钱补偿的社会劳动的最极端形式。在这里,“free”的含义除了受益者(例如社交媒体公司)不向他们支付报酬之外,还包含“自愿”、“非强迫”的含义。正如希尔斯(2002)所言,仅仅将信息技术视为一种信息流技术,就忽视了这一过程中的情感流动和强化。与其他互联网技术的使用者相比,粉丝的“免费劳动”通常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体行为,迷群在自我成就及与偶像的想象性关系下的自动完成情感补偿。

  学者利文斯通指出,在新媒介环境下,受众表现出跨媒介寻找文本的特征;詹金斯(2017)也认为,当前媒介受众出现了迁移行为,他们可能到任何地方去寻求自己喜爱的娱乐体验。由于跨国资源相对稀缺,跨国迷群以“内部动力”自发充当了“解释性社区”(interpretative community),利用跨国网络和数字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追踪盗版链接的地下路线,并把散落的各种信息及时汇总、更新、翻译,分类复制到国内粉丝网站上。粉丝将他们对跨国文化产品的热忱转化为匿名的集体行动,积极探索原始文化产品中跨国贸易的流动性和潜力(Kelly, 2005)。

  在劳动成果数字化的互联网时代,数字文化产品的剩余价值凝结于用户生成、无酬劳动(unpaid labor)、玩工(play-bour)等自由劳动之中,媒介通过对娱乐休闲活动的劳动化来获取巨大的数字劳动剩余价值,迷群在无意识中成为平台经济下的数字知识生产劳工(蔡润芳,2018)。与一般迷群相比,跨国迷群并不是单单与“资本主义”的单一制度打交道,而是在有多种资本力量的复杂情况下,设法增进自己的利益,其中首要的矛盾就是全球资本与国内资本的矛盾。[ 转引自文卫华. 美剧迷群:媒介消费与认同建构[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

  一方面,资本家通过下放部分权力,不断合理化其剥削行为;另一方面,跨国迷群以劳动的成就感和想象性满足作为情感补偿,劳动异化的问题逐渐被忽视。这种虚无的补偿甚至成为劳动成果被国内外资本收编的合理化依据,掩盖了跨国迷群被资本剥削的本质。张玮玉指出,粉丝的免费劳动这一论述的问题不在于他们被剥削这一事实本身,而在于粉丝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剥削,甚至“享受被剥削”。粉丝可能仅仅因为通过劳动而感到喜悦满足便忽略了资本家的剥削,误以为这是一场公平的交易。[ 转引自文卫华. 美剧迷群:媒介消费与认同建构[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张玮玉同时指出,无论是在内容生产,还是传播渠道方面,粉丝们都没有获得主控权,粉丝并没有被赋权参与到资本主义所有制经济中的决策环节中来。[ 转引自文卫华. 美剧迷群:媒介消费与认同建构[M].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17.]因此,粉丝的这种免费劳动,不应成为剥削正当化的理由。

  从福柯提出的全景式规训网络,到德赛都为了回避而服从的反规训实践,迷群与官方文化一直保持着抗争与妥协并存的互动关系。当这个问题被置于跨国迷群与粉都客体的连接语境中,种族、语言、技术和法律等作为“再规训”的重要变量,必然会影响和参与迷群与官方文化的关系重构。

  首先,面对语言和文化障碍,跨国迷群突破了既定的语言和文化框架,逐步实现适应、协商和建构的本地化过程。这个过程不是文本的单向挪用,还融入了粉丝自身的经验、旨趣和审美。迷群独有的文化标记成为抗衡官方文化的重要力量,对文化产品进行意义诠释的部分主动权让度到草根迷群手中,重建了文化规范、文本形象、市场规则和权力分配方式。

  然而,在面对民族文化冲突时,迷群本身的政治立场和民族身份标签通常会阻碍其跨国连接与互动。一方面,跨国迷群在国家立场与兴趣社群之间摇摆不定,双重身份带来的认同困惑加剧了跨国迷群的边缘化;另一方面,身份污名化问题使跨国迷群愈发逃避民族冲突等敏感话题,不被认可甚至遭受排挤的社会处境也在威胁着跨国迷群共同体的维系。

  其次,文化产品的渠道限制使跨国迷群利用技术手段寻找文本。技术赋权使迷群打破了时空限制和官方分配模式,通过盗版VCD、P2P网络和VPN技术,迷群创造了跨国文化产品的再生空间,同时也对官方私有方式构成挑战。技术重构了信息和文本的传输结构,媒介产品的权威性遭到瓦解,跨国迷群因此获得了更多的参与权力。

  最后,身份合法化的困境使跨国迷群不得不规训于版权和市场规则。尽管迷群内部的内容流通通常不以获取商业利益为目的,面对盗版文化产品严格的审查和控制,跨国迷群仍需压缩意义生产空间,并限制盗版内容的再次传播。另一方面,由于盗版内容的跨国传播极大地开拓了全球文化市场,版权方也适度减少对知识产权的控制,为草根创造性表达开启了更为宽广的空间。[ 转引自亨利?詹金斯. 融合文化:新媒体和旧媒体的冲突地带[M]. 商务印书馆, 2012.]这种权力的让渡实则在无形中将粉丝的免费劳动收编到资本体系当中,而这种剥削本质却在虚无的情感满足中不断被合理化。

  跨国迷群的连接与互动是一个包含适应与协商、抵抗与妥协的复杂过程,粉丝文化与官方文化在争夺既有空间的同时创生出新的话语空间,这种反规训与再规训并存的连接行为带有强烈的“跨文化融合”特征。

  一方面,面对物理距离、民族文化障碍和版权市场争端,跨国迷群通过适应、协商、本土化建构和意义再生产,产生了新的“跨文化融合”空间。詹金斯(2012)使用“融合文化”来描述新媒体和旧媒体相互碰撞、草根媒体和公司化大媒体相互交织、媒体制作人和媒体消费者权力的相互作用。这里的“融合”,包括横跨多种媒体平台的内容流动、多种媒体产业之间的合作以及那些四处寻求各种娱乐体验的媒体受众的迁移行为等。笔者认为,融合不只发生在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交织地带,一方文化向另一方妥协甚至被收编的过程,也伴随着融合文化的产生。草根媒体的力量在于,它促进了融合方式的多样性,使公司融合与草根融合互为补充,从而在媒体制作人与消费者之间建立更紧密、更有益的关系(詹金斯,2012)。

  融合过程同时伴随着权力的互动与重构。虽然粉丝文化未能完全获得合法地位,但作为开放的互动系统,跨国迷群源源不断的创作成果必然会广泛占据全球文化市场,通过话语权的争夺,使之成为国内外资本的重要抗衡力量。

  另一方面,如上文所述,迷群的跨文化抵抗实践常常带有“再规训”色彩。资本的控制掌握了绝大部分的话语权,表意平台的限制使得跨国迷群难以在粉都客体的文化范围内争取意义空间。未经合法化的跨国身份和未被授权的盗猎行为使其不得不避开国内外版权和市场争端,跨国迷群在抵抗与妥协的过程中被迫向“再规训”网络迁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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